一、问题之提出

　　2003年在中国大陆肆虐的传染病“SARS”（中文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简称“非典”）起源于广东省。从2002年年底开始，到2003年开始肆虐广东省，最终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到该年7月解除疫情（这次疫情导致中国大陆感染人数达5327人，死亡有348人），全国恢复正常发展轨道。此次疫情波及全国，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时隔17年后的2019年12月，武汉爆发新型冠状肺炎（英文名简称为“2019-nCoV”），短短一月之间迅速波及全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积极防疫状态（截至2020年2月22日，不到2个月时间全国感染人数76396人，死亡已有2348人，已超过当年“非典”对中国的影响），虽然最终战胜新型冠状肺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国内爆发两场持续数月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2003年爆发的SARS事件，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大众，均没有任何准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突发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爆发后，虽然最初表现有些不知所措，但党和政府迅速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应对疫情，整个疫情期间组织有序。2019年底爆发新型冠状肺炎后，党和政府迅速采取封城（1月23日全面封城）、隔离等一级响应机制以应对疫情，到现在疫情迅速得到扭转，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在抗击疫情中，国家和社会主要通过行政手段预防、隔离的方式实现疫情管制，同时也积极研制对抗非典（SRAS）、新型冠状肺炎的药物、总结治疗病人的经验；而且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均处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状态中，作为个体只能“消极”适应、积极配合，主要表现为家居“隔离”，其他事项（对外交往、旅游、经济、教育等）大致都处于停顿状态。但是，社会仍然需要运转，时间仍不停息，有些事项不管如何都得向前推进，如年龄的增长、基本经济活动的继续（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和运转）、教育领域中的毕业的到来（小考、中考和高考、研究生考试、大学生毕业等），进而言之，我们仍然有必须推动、甚至是需要积极推动之事项，简言之，我们需要在“被动”应对中在可以、可能的范围内寻求积极行动的空间。就本文关注之对象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常规社会中的一个例外，（高等）教育（作为常规社会的一项基本事项）的展开却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语境下的一个例外，正如当下教育部在这次疫情中所提倡的“停课不停学”；它要求学校、教师、学生均积极努力以适应这一特殊时期的常规活动，与疫情期间的其他活动表现迥异，但又必须遵循后者之运行条件。

　　在本文，笔者即拟对疫情之中，特别是对疫情采取一级响应应对语境下，考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展开问题。鉴于笔者长期所从事法学教育实践，因而本文将以法学教育为例讨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展开问题：首先，描绘和展开（高等）教育在（一级响应下）疫情期间展开的具体语境；其次，讨论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特别是高三毕业生）实践的展开情况，以凸显高等教育的特殊之处；再次，以法学教育的实践展开过程探讨我们可以努力的限度和其间存在的根本缺陷；最后，作为结语，通过对照常规社会下法学教育展开情况以再审视疫情下的（高等）教育实践，并总结前文、提出一些建议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认识。

　　二、中国高等教育展开的社会背景：SARS与2019-nCoV的应对方式

　　教育所指向的对象是学习者，如果是系统的学校教育则主要是针对未来劳动者，他们需要一定的场所（学校及有类似效果的空间）及配套设施（如图书馆、体育馆等之匹配）、组织者（教育主管部门）、实施者（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和接受者（学生），亦即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组织、大规模、系统化的社会活动。这与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模式完全是南辕北辙，不可能共存，进而教育行政部门的应对之策则只有停课一途，让学生各回各家、让教师也各回各家、教育处于“瘫痪”状态。

　　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不是一天两天即可终结、也不是一两个月结束。从一般规律看，从其爆发到结束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2003年非典，从2002年11月起持续到2003年7月；这一次从2019年12月初到现在，已有三个月，到其结束也必将有半年之久。在如此长时段的时间里，国家和社会让教育事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进而教育部门（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倡议和号召，各类学校、各类教育，包括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均积极探求“停课不停学”的实现路径。

　　不过，在笔者看来，要达到“停课不停学”的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探求当下疫情状态下，我们可以活动的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党和政府为了抗击疫情的而对社会进行管制的力度、强度。对此，我们通过对2003年SARS事件和当下的新型冠状肺炎事件下的社会管制情况作一个初步的描绘：

　　（一）SARS的流行与管制过程

　　2003年非典事件从2002年（12月）起源于广东，到2003年3月扩展到北京，到4月，党中央对其高度重视，全中国掀起“关注非典的歼灭战”，到7月取得全面胜利。这一过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非典的认识、理解和对社会的管制、治理过程，针对本文关注的主旨，对其可以作如下以下几方面观察：

　　首先，就治疗患有SARS的患者的医院而言：医院是治疗病人的地方，非典病人自然而然进入医院这一空间和场所。但SARS病毒有一个特点，属于突发性传染病，传染性高、死亡率高，带有人传人的特点，而且在当时属于新兴病毒（并无现成治疗方案）。针对这一点，最根本的应对方法即为隔离，但医院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又必须接触病人，其保护手段和隔离手段应当最严格，具体而言如下：

　　其一，建立独立的小汤山医院，专门救治非典病人：2003年4月，北京非典病人迅猛增加，各大医院疲于奔命，为了避免感染、也为了更好治疗，党和国家决定在房山建立一所专门应对SARS的医院（仅用7天即修建完毕），共收治680名病人（占全球非典病人的10%，中国的1/8）。通过专门治疗SARS的小汤山医院，不仅将病人与社会其他人进行隔离，而且也将SARS病人与其他病人有长距离上的隔离，不仅仅是更专业治疗非典病人，更能有效让SARS病人之间相互隔离。

　　其二，不管是独立的小汤山医院，还是其他医院，在收治SARS病人后，其内部管理可以大致描绘如下：（1）医院从区域布局上形成污染区、缓冲区、半污染区、清洁区的基本格局；（2）形成严密的医务人员管理机制，即“三三制”管理：三级管理（医院、督导办、科室）“三管齐下”（督导员、科主任护士、岗位负责人）；（3）从预防角度看，有培训（岗前培训、操作研习、掌握知识。通报情况），还有后勤服务队伍的形成（包括清洁队、内勤队、外勤队和消毒队）；（4）个人防护措施达到最严标准：坚持“宁严勿松，宁隔勿纵”的基本原则，并从衣服着装（防护服）到日常管理均依据最严格的程序进行。

　　其次，就学校（这里主要描绘高等院校）而言：2003年“非典”起源于2002年底，但真正成为一个需要集全国之力应付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者说党和政府将其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大事处理是在2003年4月的时候（持续到6-7月）。在这时，所有学生均在学校就读，进而言之，2003年疫情期间，学生均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一般是住校），学校面临着管理学生的艰巨任务；在此，我们将以北京一个高校的管理情况为例进行描绘学校在SARS期间的管制方式：

　　其一，成立学院“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1）由院长、学院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2）学院各个部门、各个学院由负责人、院长担任本单位的领导小组负责人。每一级单位落实防疫措施、记录学院师生每人的健康情况、出勤情况与思想动态，并每日按时向上汇报。

　　其二，具体防疫措施：校外人员不得入内，所有人员凭证进出校门，离校5天以上的人员必须登记，并在指定地点隔离（12天）；免费发放中草药汤剂、汤药；每名学生均配备一支温度计；宿舍、图书馆、教室、食堂、会议室等场所每天至少消毒一次。

　　其三，具体的教学管理中的预防与控制，主要有：

　　“……二、学校在没有发现“非典”或疑似症状人员的情况下，原则上继续上课。三、为做好预防和控制“非典”工作，二级学院与教务处共同商量，制定出一旦发现疫情教学计划及时调整的预案，做到变大课讲授为自学、网上学习与交流、电话咨询和写作业等方式，停课不停学，并于4月23日前报教务处备案……五、公共选修课（体育选修课除外）、艺术类选修课，授课时间作出调整，暂停两周，由选修课教师安排学习方式，布置作业、写论文等，安排学生自学，作业与论文可作为课程考核的一部分。具体开课时间另行通知……七、二级学院要加强对教师的考勤，及时查清缺勤教师的原因，每天向“防控非典型性肺炎领导小组”报告。八、教师和学生要按时到课，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考勤，及时查清缺勤学生的原因并向相关二级学院汇报考勤情况。九、各班班主任每天要对本班学生进行考勤，向二级学院汇报。二级学院汇总后，向学校防控非典型性肺炎领导小组”和学生处报告。对于不请假擅自离校的学生，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十、为了保护师生的健康，一旦发现“非典”或疑似症状的师生，要坚决予以隔离。各二级学院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报告、早隔离。与其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隔离期至少为两周……十二、对于隔离的师生，相关二级学院应按照报教务处批准后的教学调整计划进行教学。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变大课讲授为自学、网上学习与交流、电话咨询和写作业等方式，做到停课不停学”。

　　简而言之，该管制方式大致有如下要点：（1）继续上课，虽然上课的方式可以多样，即“停学不停课”；（2）加强教师、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3）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报告、早隔离”；（4）隔离学生仍然得学习，得自学。

　　再次，就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管理而言：概而言之，各项事业受到很大影响，如旅游业受到很大影响（处于停顿状态）、其他公共性活动取消、餐饮业也急剧减少。但，并未对社会作进一步规制，正常的交通、经济活动并没有被强制取消，与2020年的管理迥异（后面将有进一步分析，在此暂略）。

　　总而言之，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第一次应对一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采取的各种行政手段和社会管理方式张弛有度，达到了预防和控制的效果。

　　（二）2019-nCoV的流行与管制过程

　　2019-nCoV疫情期间，起于2019年12月，集中爆发在1月，持续到当下（3月1日），可以预期，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根据中国一年四季既有作息、工作规律，就本文关注的主题而言，这段时间恰好是学校即将寒假到第二学期（春季学期）入学学习时期，但在疫情的高峰期，正处于春节前后，我们的学生基本在家，就教育而言，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开学、如何开学，如何实现“停学不听课”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得初步梳理这一次疫情的社会管制方式和管制情况：

　　首先，就治疗患有2019-nCoV的患者的医院而言，与2003年并无不同，但也有差异：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于12月爆发后，在1月下旬向全国扩散，国家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武汉、湖北成为重灾区（并在23日决定封城），全国各省（包括军区医院）均积极派遣专业治疗队伍支援武汉抗2019-nCoV。随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仿效2003年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立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两所定点医院治疗2019-nCoV的患者。

　　其次，就防范2019-nCoV传染的社会管理体制而言，主要有如下措施，并且越来越严格：其一，武汉封城、湖北省内高速公路封路，要求武汉居民不能在城内流动、更不能到城外、省外流动；其二，全国各地各个部门、单位从上到下落实到每一个小区、乡村（村、组），梳理人口流动情况（重点清查已从武汉回家、从湖北回家的人员）、人员健康情况，按时汇报（每天一次）；其三，后来逐渐取消部分飞机航班、火车车次、客车车次，尽量让辖区内人口不流动，即使武汉、湖北之外的地方也如此；其四，小区管制、乡村管制升级，小区居民每家每户一周出门买菜和日常生活用品2-3次/户，村与村之间设置障碍，不得随意流动。简而言之，让全国人民尽量待在家里，人员尽量不流动，以预防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再次，就学校（这里主要描绘高等院校）而言：在2019-nCoV集中爆发期间（武汉封城前后），学校均处于放假状态，学生分散在家，最初并没有学校之管理与教学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之开学提上议事日程，开学日期一延再延，到目前、3月2日为止仍处于停课阶段。针对即将到来的开学、教育部从2月4日以来，陆续出台系列文件规范学校教育，根据其内容可以简单描绘如下：其一，贯彻“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基本原则；其二，开展在线课堂（主要通过微信群、QQ群、钉钉等平台）展开教学，进行师生互动，教授知识、检查作业；再次，学生、老师每天都应当汇报基本情况、更需要作健康情况汇报。简而言之，这一教学模式和管理方式并不要求学生到校，换而言之，教师、学生在家即可完成教学任务和学习作业，所有人仍然处于“静止”状态。

　　总而言之，如果从预防与治疗2019-nCoV、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角度观察的话，党和国家所有应对方式的意旨均在于通过隔离实现预防2019-nCoV传染的目的。

　　三、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与高等教育

　　经过2003年“非典”和2019-nCoV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对应对突发卫生公共事件的措施有了更深入认识，根据前述，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为如下两方面情况：首先，公开、公布关于传染病的信息（包括疾病本身知识、预防知识，传染情况和注意事项等）；其次，强制隔离（包括医院本身治疗方案的最严格医疗隔离，也包括潜在的传染情况的社会隔离），尽量让公民处于静止状态，而且在2019-nCoV疫情期间，对社区、单位、社会的管理达到空前严格，几乎是让14亿国人都居家隔离，进而言之，以物理空间的家为所有人活动范围，家之外的物理空间受到严格限制和管理。

　　在前述语境下，学校、教师与学生互动有有多大空间可以选择，有哪些方式可以采用。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还得继续考察（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方可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或者说疫情期间（高等）教育运行需要的特殊条件，申述如下：

　　（一）教育、高等教育运行的一般条件：作为社会常态的运行情况

　　教育自古以来即有：技艺教育主要采用学徒制方式展开；贵族教育则由书院、教会等相关机构负责；现代教育是工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组成，是一种系统的、前后相继的持续数年甚至十余年之教育。到了工业社会后的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还有学者提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新教育取向和泛在大学（即大学终结后）的各种教学与学习形式。

　　虽然现代社会，多元化的教学、学习模式并存，但作为一名现代公民成长、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学校教育为其主流。该学校教育——无论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抑或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条件或模式可以简单描绘如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民间力量）创办一所学校，提供一个物理空间（学校及其内部各种设施），聘请若干教师，通过招生学生（不同类型学校要求具备不同条件，不同层次学校也有不同要求），根据国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开始教学。展开教学的物理空间一般为室内教室，在这一场域，学校及其背后的行政力量已隐而不显，出场的只有教师与学生；他们以具体的知识、信息为媒介，遵守基本的课堂纪律，通过教师之“教”、学生之“学”进行教学互动，进而完成知识的积累与传承。

　　进而言之，在教育、高等教育中，教室教学、课堂教学是其集中体现、基本表现，而教室这一非常独立的物理空间则是展示知识、师生互动情况的背景。它要求教师、学生传承知识时具有亲历性、共时性特征，具体而言是教师通过讲解、展示、分析的方式表现知识、经验与智慧，学生则是通过倾听、观察、表达、模仿等方式反馈习得的知识、经验等之效果；在此过程中，通过物理空间的教室，实现了时间、空间与人的同时性。一言以蔽之，课堂教学、教室教学及其背后的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下的（高等）教育是绝大多数人成长之路、社会化之路，以此获得进入社会的经历、学历、技术和教养。

　　但,一些有志之士对这一教育体制提出异议，持续对这一教育制度、学校教育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当下的教育沦为了一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也认为该教育运行成本高、效果却很低，而且诸多生活条件差、偏远地区的学生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基于（高等）教育的诸多缺陷，学者提出了改变现行教育体制的各种方案：

　　其一，翻转课堂，其基本要义可以这样描绘：教师制作教学视频、学生家里配备电脑相关教学设施（如电脑或相关播放视频的电器设备），在家学习教学内容（通过观看视频方式学习）；在课堂上则由老师负责解答疑惑。进而言之，将课堂时间与课余时间翻转过来，既有的课堂教学变为辅导、答疑课，家庭中的复习、练习课变为教学课，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效果，发展到的极致即为建立翻转课堂的学院（所有的教学与学习都通过视频方式、网上答疑的方式实现）。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翻转课堂仍然不是抛弃了学校教育环节，而是依靠学校教育，将教室教育与家庭学习结合的一种教育模式，但的确是对既有教育制度的提升和完善，改变了学校的教育方式、教学方式。

　　其二，在线课堂、MOOC： MOOC是在线教育的组成部分，即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堂，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首字母之简称，它要求有互联网支撑、一定组织开放教学资源（课程、PPT，视频，阅读资料）、学习者获得许可使用授权，还应有学习评价体制。通过如是系列环节后，学习者获得一定能力的学分、证书等外在标志，进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这一教学模式，可以容纳大量学习者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学习，是一种远程教育模式，但更多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的、灵活的安排学习的学习方式。

　　如果对照翻转课堂的话，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翻转课堂依赖于学校正式课堂或者说教室课堂，而在线课堂、MOOC则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场域，学校教师基本上不再面对具体学生，而是抽象意义上的学生或者说任何观看该课程的学生，是一种与传统教学迥异的教学模式，传统意义上的课堂中心、以来教师的教育体制被打破。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高等教育的展开：作为例外的运行情况

　　在前一部分，我们叙述了如下情况：当今社会教学方式、模式、教育体制日益多样，翻转课堂、慕课、在线课堂为新兴的教学方式，其与课堂教学、学校教育鼎足而立。虽然新兴的教学模式、方式在茁壮成长，甚至有的学者在呐喊“大学的终结”，但并未撼动当下的学校（高等）教育或者说当下高等教育照旧招生、教学和毕业，在培养社会人才方面占据基础地位。另一方面，翻转课堂和MOOC的确为学习者、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渠道，已是一种补充、甚至是重要的补充，而非主流——同样，其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的教学模式。两者属于主流与支流，原则与例外关系，特别是对正在成长、社会化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虽然有慕课倡导者声称“慕课：人人可以上大学”。

　　2019-nCoV疫情爆发，国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整个国家处于特别时期、特殊状态，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此疫情期间应当如何展开呢，或者说在处于特殊管制语境下，高校如何根据现有体制、技术和力量展开教育活动？根据前述描绘，可以简单申述如下：

　　首先，常规高等教育已不可能进行：不管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当下的2019-nCoV疫情，如前述，虽然2003年之非典隔离之要求、程度没有这一次严格和普遍，但理念和行为方式同一，即实行隔离，尽量避免群体性聚集，即使不能避免也应当采用最严格的防护措施预防，要求个人活动家庭化、原子化。而常规、正态的（高等）教育运行的基本方式即群体聚集（在教室及其类似物理空间中以教师之“教”和学生之“学”相互动方式展开），与之矛盾、甚至是水火不容，进而传统的高等教育只能停止，即学校停课、停学——如果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时，或者即使有其他选择而条件不具备时也只能纯粹的停课停学，而不是“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其次，翻转课堂不可能展开：在前面，我们已经叙及，翻转课堂虽然与纯粹的课堂教学迥异，而是将学习正式分成课堂教学与家庭学习两部分，仅仅将课堂教学（主要是讲授新知识）与在家的家庭学习（主要承担预习、练习、巩固新学知识的功能）的职能作了个互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教学模式主要实践场域为中小学校之初中等教育，而非高校的高等教育。进而言之，翻转课堂并没有颠覆课堂教学，是课堂教学的改革之成果，在本质上是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这很难为当下高等教育吸收和采用。

　　再次，远程教育可以进行：前述提及的在线教育、MOOC均属远程教育。近年来，新兴教学改革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OOC，它倡导的基本理念、理想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能学到任何知识”；进而言之，它欲以达到的教育、教学效果是不择时间、不择地点、空间等因素的限制而实现教育之“教”与“学”。另一方面，它也有最低条件的配备，诸如全球或者境内互联网的联通、各种具体课程的制作（课程专题化、录音录像、后期整理等环节，正如有的学者的描绘，这是拍电影的做法）、开放资源等条件之具备。2003年的中国这一条件并不具备，再加上当时疫情最严重时期学生在处于学校，远程教育之采用不是可取之法；但在2019-nCoV疫情期间，学生分散全国各地，信息社会已经形成，MOOC成为可能、远程教育成为必须。

　　综上所述，在2019-nCoV疫情期间，在中国史上最严格的防控级别语境下，通过盘点既有（高等）教育模式，MOOC模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模式，以实现“停课不停学”之目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MOOC的运作模式，其仍然与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需要对其作修正以适应之：

　　首先，这次疫情中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针对的对象是所有学生（高等教育则是大学生、研究生），是全面的教育、针对所有课程的教育。这与MOOC的情况有异：常规语境下的MOOC，其教师早已确定、一般为知名学者，而且学生具有不确定性；而疫情之下的远程教育为各个高校、各高校法学院既有之教师，学生也为在校学生、也规模有限（与学校的招生规模有关，如果是专业课的话，一般不超过100人）。

　　其次，这次疫情中的教学并没有事先制作精美的视频资料供学生选择，而是在确定时间、由任课教师（根据学院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以本院教师负责）通过微信、QQ等平台进行现场直播。而一般意义上的MOOC则是打破了学校之限制，由教学团队制作视频，并上传到特定平台（有商业公司对其进行运作），学生有诸多选择，但不是每一门课程都有选择。

　　基于此，我们可以作出如是判断，疫情之中的远程教育只是既有教室教学在不同空间的展示而已，在缺少既有课堂纪律、空间感的教学中，我们如何保持教学效果、甚至是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进而言之，一方面，我们得充分利用MOOC、翻转课堂等新兴教学模式的优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我们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保持、甚至提升高等教育之教学质量。对此，我们将以法学教育为例作进一步阐释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保持与提升问题，请看下面的分析：

　　四、2019-nCoV疫情中法学教育的实践展开：对MOOC之修正

　　法律、法律职业、法治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保障和发展的基本手段，而法学教育则是为法律、法律职业、现代法治的再生产提供知识、理论、智慧和灵感的重要机制。虽然不同国家对其有不同的态度和做法（美国以研究生教育作为法学第一学位，德国、法国以本科生教育为其第一学位），但由于法律、法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各国均认为法学教育应当为职业教育，而且法学学术性人才之培养只是附带结果而非刻意之追求产物（是对之有兴趣、另行诸如J·M和J·S·D教育之产物）。

　　中国法学教育还有些混乱，法学第一学位既有专科教育、也有本科教育、更有可能是研究生教育。不过，与其他很多法治国家类似，法学本科教育为第一学位仍然是其主流，并以职业教育作为中国当下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该法学本科教育将通识教育、专业理论教育和专业实践教育融为一体（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将其混为一体），进而应当有法律、法学自己的特色（与高等教育其他专业之教学比较而言），申言之：

　　首先，基本背景和基本运作方式：在2019-nCoV疫情期间，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的法学教育，法学院学生、法科教师与所有学生（包括中小学学生）及其老师间关系一样，同样处于严密的管制之下（他们所有的言与行均服务于全国之防疫工作），该基本情况如下：

　　其一，法科学生、教师分散于全国各省各地区之各个家庭，而且也不能返回学校并聚集于教室这一实体的物理空间，只能远程通过互联网联系，通过微信平台、QQ平台以及相关钉钉办公平台、超星上课平台等联系；根据学校、教育部之要求，建立了课程QQ群或微信群，或在钉钉等办公平台建立课程群；

　　其二，在固定时间展开，亦即在既有课表之时间展开，相当于既有的课堂教学转变了表现方式，即在一个学生可以看见老师，但老师也可以看到个体学生的空间中进行（正如有人描绘的，老师成为了网络主播），并通过在线回应（以聊天形式）的方式证明其在群、在听课、学习的状态；

　　其三，采用的教学方式仍然延续既有方式，教师讲授知识，学生听，但由于没有亲临性（无法感受到学生学习的情况），进而有新因素加入，即学生在群里可以发言（或者对教师讲授的内容回应，或者就某个主题发表意见）。

　　就此而言，当下各个学校采用的教学模式与前述的MOOC之运行模式有很大不同，前者仅仅是利用了MOOC运行的基本条件，即互联网及其提供的相关平台，教师、学生、教学内容、讲课方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教室教学别无二致，而学生并不在现场、仅仅在家，其他同学、教师的在场仅仅是时间的共时而已，缺少学校、教室特定空间、仪式带来的氛围和压力，学生之学习效果、教学质量必将有所下降。

　　其次，根据法学教育之要义做其“加法”：法学教育的前述模式对既有法学教育模式并无改变，更由于运行空间的改变，教学质量亦有下降之虞。我们应当根据既有条件（疫情之特殊语境）、根据法学教育之规律作深入审视以提升法律教育质量，申言之：

　　其一，法学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学习法学知识、法学理论，更应当是一种实践技能：作为教学对象的法学知识、法学理论，在疫情之下，自学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在网络课堂上仅仅是教师单方的知识讲解、理论串讲在纯粹的知识和理论是枯燥的和缺乏纪律约束的语境下必将效果不彰。作为一种实践技能，它要求法科学生具备三种技能，阅读（文献、卷宗）能力、表达能力、练习和写作能力（不仅仅是法律文书写作技能，更是将阅读能力、表达能力书面化之能力，也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之能力的综合体现）。

　　其二，法律实践技能之培养：既有的课堂法学教育对前述三种实践能力之培养缺乏，在按照既有方式进行远程教育、网络直播教学可能出现教学质量下降的语境下，我们可以修正MOOC模式下的教学内容和课堂表现方式：（1）发放资料，包括已有MOOC课程资料、相关课程书籍的电子版、案例资料。学生通过阅读资料自学并思考相关问题，培养法科学生之阅读技能；（2）网络课堂上讨论：学生将阅读到的资料整理成观点，到课堂上现场发言，其他人点评，以获得更多思想碰撞，以最大化自学到的知识。这是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的再巩固，也是锻炼其表达能力。（3）写作能力：可以将网络课堂变成学术讨论的场合，确定某个主题、由特定的两到三个学生担任主发言人、并撰写发言报告（在群里共享），其他同学点评、教师作最后总结。总而言之，在整个网络课堂期间，教师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应当积极参与，确定主题、确定学习之进度、主导课堂进度，以积累阅读能力为基础，以表达能力为课堂的基本形式，写作能力的体现（网络学术讨论课）可以适时穿插。

　　再次，法学院、学校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努力的地方

　　法学教育之展开，不仅仅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之结果，更是法学院、（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努力、支持之结果。在疫情期间，在所有教师、学生均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且活动空间以家为范围的远程教育、网络课堂语境下，法学院、学校等主体可以积极做好服务，针对前述分析，至少可以在如下方面作积极努力：

　　（1）开放学校电子资源。学校内外之教师、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教学需要的资料，特别是相关阅读资料（包括应当阅读的专业书目、重要期刊文献和案例资料），法学院与学校应当积极购买和争取相关资料以让他们可以免费使用，否则的话，将出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现象。

　　（2）积极解决优化、整合师资力量：前述法学之教学模式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如果由一名教师全面负责一门课程工作量巨大，在现有高校考核机制下缺少积极努力之动力。这需要学校、法学院改变考核机制、整合师资力量，以优化师资在课程上的呈现效果。

　　五、结语

　　虽然有疫情，并在疫情期间，作为个体的我们被严格管制，但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消极适应。特别是在疫情持续时间特别长或者说具有不确定性的时期时，我们的各项工作不能彻底停顿，应当积极挖掘在疫情之下可能活动的空间，为恢复生产、恢复基本、甚至正常的生活提供机会。就高等教育（特别是笔者关注的法学教育而言），则应当积极探求既有教育体制、制度之基本经验，利用科技带来的先进手段，以探求法学教育在疫情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展开之具体路径。根据前述，现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法学教育展开的具体背景：2019年在武汉爆发的2019-nCoV的确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但一旦确定为国家一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后，基于2003年应对“非典”之经验，国家和地方政府均积极应对，并实行史上最严格的社会管理措施、最严格的隔离。这一措施导致的后果，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于作为物理空间的家庭之中，尽量少外出、少聚会，出门只为购买基本生活需要物品。

　　其次，法学教育在该疫情之下，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现有资源下可以利用的教学模式：通过考察传统课堂教学或教室教学、在线课堂（主要是翻转课堂和MOOC等），结合2019-nCoV疫情这一特殊情势，可以利用的教学模式只能是MOOC教学模式，但根据已经开始的教学两者仍然有较大差异，我们应当对MOOC教学模式作出修正。

　　最后，由于法学教育的特殊性质（职业教育、实践性教育特征浓厚），通过审视中国既有法学教育之缺陷，我们在修正既有MOOC模式后不仅不降低法学教育质量，还有可能提升既有法学教育质量，除了通常高等教育应当具备之条件外，还应当在如下方面努力：（1）教学资料（特别是电子版的教学资料）的免费提供，（2）师资力量之整合，（3）教学方法之改进：学生自学（阅读教学资料，获得阅读能力、思考能力）、网络课堂上的讨论（主要是学生发言讨论相关主题）、小型的学术讨论课，一言以蔽之：在整个网络课堂期间，教师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学生积极参与，以积累阅读能力为基础，以表达能力为网络课堂的基本形式，写作能力的体现（网络学术讨论课）可以适时穿插。

　　总而言之，虽然高等教育（包括法学教育）有诸多问题，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大学应当终结，但是，在笔者看来，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本科教育）是、也将一直是一名现代公民人生中成长、社会化的重要阶段，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被其他教育模式取代（如在线教育中的MOOC）；不过，在线教育、翻转课堂、MOOC等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学校中的高等教育鼎足而立。

　　在疫情之中（其实不仅仅是这次疫情、也应当包括将来之疫情，因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预告何时到来、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以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令大学生顺利且合格、甚至优秀地毕业，成为社会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