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中国物权法并没有将“时效取得”列为取得所有权的一种方式，因为担心鼓励不劳而获、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造成国有财产大量流失。此外，所谓“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之争论尚未解决，也使得中国物权法的立法者对纳入时效取得制度踌躇不前。本节要探讨，中国物权法“违反世界潮流”，将时效取得制度摒除在外，是否有碍经济效率？
美国的法律经济学者主张，时效取得制度可以用下列理由证立：原所有权人“让自己的权利睡着了”；奖励辛勤的占有人；清理老旧请求权；整理地籍登记资料。然而，这些理由难以套用到中国的情境下（也难怪有人怀疑法律经济分析对中国的用处……）。中国的不动产登记系统，虽然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正持续往“权利登载制”（registration）的方向走，而不像美国大多数州采用“契据登载制”（recording）。
在契据登载制下，登记机关只是搜集物权交易契约，顶多加上索引，并不负责审查登记之内容，或整理各笔土地、建物之权利状态。所以，定时进行一次时效取得（性质为原始取得），可以让之后作“权利追索”（title search）的交易者，节省劳力费用。只要追索到上一次原始取得即可停止，不用再往前追索祖宗八代，因为权利状态由该次原始取得开始新的权利秩序。而在权利登载制之下，时效取得和买卖交易一样，都只是一笔登记记录，对于后手之信息成本毫无影响。
再者，中国物权法中没有形式意义的“未来利益”（future interests），例如美国普通法中搭配“终生地产权”（life estate）的“转归权”（remainder），所以不会有绵延数十年、悬宕不决的物权（所以美国普通法才要有rules against perpetuities）。纵使中国物权法有一些功能意义的未来利益，也能透过登记揭示而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在此种机制中，自然不需要靠时效取得之成就来清理物权关系。
至于原所有权人没有积极防卫自己的权利，似乎也不是很有说服力，至少本身并非关键性的论证。毕竟，所有权人的“排他权能”（ rightto exclude），本来就是让所有权人决定用或不用己有之资源。为何所有权人已经登记了自己的产权，还要定时巡视呢？诚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资深讲师、法律经济学四大开山祖师爷之一的Judge Richard Posner所言，现代社会之所以由“占有”改用“登记”作为确立不动产权利内容与范围之方法，就是为了降低社会成本、增进社会福利。占有是事实上管领力，毕竟可能时有变动，而资源多者可能只是保持管领力就分身乏术，遑论投资、开发、利用其资源。
是故，要求不动产所有权人必须积极防卫其产权，则不啻从较有效率的登记路线，重回较无效率的占有路线。
最后，奖励辛勤占有人，固然可能有助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但要将其占有之物免费双手奉上并无道理。绝大多数资源的拥有者（或其被继承人），也都辛勤工作，但也都为了获取资源付出过代价（通常是市场价格），那为何时唯独效取得人可以免费取得资源？这也是学者提倡用“补偿原则”（liability rule）规范时效取得之原因。亦即，时效取得人必须补偿原所有权人，才能取得所有权。
这些既有的、主流的法律经济学论述，都无法适用到中国，那法律经济学，何有以教我？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多产的财产法学者Lee·Fennell 有很激进，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她的出发点是恶意时效取得比善意时效取得更值得保护。
这个见解非常违反直觉，也与过往主流的法律经济分析见解不同。她的核心论证是：物权法与经济分析的核心目标，是让资源能流动到最能利用者之手，亦即，达到“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善意时效取得人不知道自己没有产权，只是“盲目”地使用资源，故其行为没有揭露任何信息。因此，客观的第三者无法判断，到底是善意时效取得人还是原所有权人比较能珍惜此项资源。善意取得人也不是因为自认为更能利用资源才利用此项资源。反之，恶意时效取得人知道自己没有产权，他的行为才是经过成本效益分析后的理性决策。
Fennell教授用超速为喻：明知速限而超速者，（除非是天生喜欢飙车或有反社会倾向）是因为时间成本较高，宁可缴纳交通罚款—这类似契约法律经济分析常讲的“效率违约”（efficient breach）。但浑然不知速限而超速者，大概不是因为时间成本高，而只是心不在焉。是故，恶意超速比善意超速，更可能是有效率的决策。
当然，Fennell教授并不是主张，凡是恶意时效取得，就应该鼓励，应该无条件给予所有权。为了便利符合“配置效率”的时效取得，阻挡不符合配置效率的时效取得，Fennell教授的理论设下几道门槛：（1）系争产权对时效取得人与原所有权人的价值必须相差很大；（2）市场交易不可行（时效取得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尝试寻求交易，但实在无法找到原所有权人）。
从Fennell教授之理论来看，中国物权法下允许不动产的时效取得，是对是错？当然，土地在中国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当然不可能被时效取得，这先不谈。问题是，建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役权是否应容许被时效取得？依据Fennell教授的理论，用益物权时效取得不应该被容许，因为绝对不符合第二道门槛—土地在中国是公有或集体所有，想要用益物权者绝对没有找不到土地所有权人的问题。
不过，Fennell教授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土地产权独占的情境（在中国就是如此）。若允许时效取得，是否会打破不动产用益权利独占的一种方式？这值得吾人进一步思索。至于建物之时效取得，因为中国的合法房屋必须登记，找到建物所有权人应该不会太过困难。是故，要符合Fennell教授理论的两种条件，虽非不可能，但应该不常见。
或许，时效取得会发生最多争议的场域是小产权房的时效取得。但立法政策上是否要让小产权房借由时效取得制度（原始取得）而“漂白”，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以中国中央政府目前对小产权房的严打态度，恐怕不可能容许小产权房的时效取得。
总之，依据Fennell教授之理论，给定中国的土地国有、集体所有政策，不承认任何形式之时效取得，应该是有效率的选择。虽然在少数情况下，允许时效取得或许可以提升社会福祉，但通案性地不允许时效取得，也有简化法律适用、减少相关争讼之优点。再者，物权法惯用“财产原则”（property rules），而时效取得是财产原则之例外。不纳入例外规定，使物权法维持单纯的基本原则，也可以降低法律系统用户之思维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