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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向以法治方式保护产权转型
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因此，西方各经济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这一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通过法治来保护产权。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发达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里，法治是产权最有效的保障。在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竞争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为资本提供额外的保护和额外的激励机制，如压低工人的工资、廉价出让土地等。但是应当看到，通过政治和行政方式保护产权有其先天的不足。由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介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制约。过度的权力往往造成对产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的侵犯。资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了，但劳工和农民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很自然，有些场合，过分的权力也会侵犯资本的权利。
一、在国内外推进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
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挤占着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垄断，缺乏竞争力。更难希望其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同时，民营企业空间被挤占正在快速地导致这个部门的萎缩。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这两个层面的不平衡刚好重合，自然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现在这两个层面叠在一起，越来越失衡，已经导致了无穷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
（一）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和消费能力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在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能否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但在改革和开放两者之间并不是均衡的。外部改革（开放）的成功造成中国出口大量增加，而内部改革的落后导致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内部消费不足。如果内部改革持续滞后，外部开放就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如果内部发展不能持续，外部开放也会很快成为空中楼阁。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缺失，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在无助的情况下，人民即使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二）维护中国在海外市场的利益
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一旦加入，中国就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简单地说，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市场空间。如果只是开放市场，而不去占领已经开放给中国的海外市场，则必然会导致海内外市场的不平衡。因此，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中国“走出去”的对象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大多还处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中，一些国家尽管有诸如选举等民主因素，但国家的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制度化程度低也表明政治上人治色彩浓厚，国家政策经常因人而异，中间社会力量小，族群关系复杂，加上或左或右的激进政治力量，社会稳定经常成为大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走出去”的利益非常不利。
从经济层面来说，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从来就由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第一是如何保障外来的资源供应以满足国内建设的需要，第二是如何保障本国庞大的海外经济利益。在近代史上，这些因素更是导致了无数次国家间的战争和纷争。由于中国和外在世界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显著。但是，无论从保护本国的海外经济利益，还是从海外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资源来讲，中国现存的国际战略都远远不能胜任。怎么办？这是今后所有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二、中国对于世界民主化趋势的应对策略
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一）中国对民主、人权等理念的认同
在冷战后，西方提倡人道主义干预，极端者甚至提倡人权高于主权。当然，人权高于主权只是西方对其他国家而已，西方国家内部其实还是国家主权至上，就是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干预外部世界的一种新国际理论。对此，中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当然不会接受。但同时，中国也不否认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国际组织，表明中国已经“让渡”了一部分至少是国家经济权力给这些国际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任何国家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绝对主权。在政治方面，中国政府也已经接受和认同民主和人权等理念，并且把这些理念看成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中国因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贡献国。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二）依靠开放式党权建设现代国家制度
自近代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也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虽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在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发达地区的一些群体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性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不难发现这种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
三、中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外交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解体以后，中国的国际战略作了一次重大的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尽管为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些年的发展经验表明，融入战略非常有效。这一战略迎合了全球化的大趋势，应当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内部发展和所享有的外部国际地位是融入战略的直接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上，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上，而价值层面则表现在资本的国际运行所隐含的价值上。
（一）重视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
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与国际接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这种局面不会轻易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虑与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虑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重要的大国国际行为准则。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抛弃这两个原则，开始搞单边主义。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仍需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仍有助于国际和平。中国能够在这个时候利用自身的优势，再次强调国际多边主义和经济外交，必然能够发展出软力量，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影响。
（二）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增进国际互信
在历史上，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状态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当政治和战略考量占优势的时候，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往往遭到削弱，甚至解体，从而导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冲突的公开化。因此，如何在维持和强化相互依存状态的前提下来解决互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成功在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着其经济大国地位，而苏联的失败，则表明了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走上了为军事现代化服务的轨道，那么经济的衰落就不可避免，而经济的衰落又必然最终导致军事的衰落。中国要实现军事现代化，但必须理顺经济和军事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外在世界一直有合理期待，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都是并存的。中国不实行军事现代化反而是不正常的。不过同时，人们也想知道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意图，就是要中国回答“为何而军事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和其他国家建立互信。
中国是在现存世界体系中与他国进行互动的。在地域层面，中国奉行的开放性区域主义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互动平台。和世界各国在同一个平台上互动，使得中国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情形、朋友和敌人都将长期共存。
结语：扬弃依附性知识以重构中国文化
在现代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或好或坏，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国家正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无可比拟。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有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够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