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关键字】行政行为；无效理论

【全文】

      如果说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基础是以实现法律稳定性为目标，那么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关注的则是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但行政行为公定力与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在这里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中，也就是说对于这种行政行为来说，究竟正当性与稳定性哪一个是第一位的？ 

      目前我国行政法理论上对于公定力的界限存在着争议。有的坚持绝对公定力理论：有的主张保存公定力理论，但对于公定力予以限制；也有的认为它表达的理念已经过时，主张取消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概念。绝对公定力的观念显然已经过时，现在被广泛接受的是它的各种修正版本。即有限公定力。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无效行政行为除外。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应该以该行为具有实质正当性为前提。应当说，公定力的概念反映了行政法的常态秩序。行政行为作出后，在它被有权机关正式撤销或者宣告无效之前，通常是被定为合法的，当事人哪怕有异议，在多数情况下仍会首先选择服从或者积极寻求救济，而不是藐视和抗拒。在此意义上，公定力是一个有效的、便当的概念，为讨论公民拒绝权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只要对它的效力范围加以适当的限定，不妨继续适用。

      国内外学者通常认为，无效行政行为是指那些具有重大瑕疵或者绝对明显无效的行为。《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做了规定。“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并且根据全部相关情况判断，该瑕疵明显的，行政行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11条也列举了六种行政处分无效的情形，同时以“其他具有重大明显之瑕疵者”作为兜底条款。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不产生效力，对任何人没有约束力。进而认为，行政相对人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请求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行政机关和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否定其效力。无效行政行为不得予以执行，请求确认无效也没有时效的限制。从实体层面看，何谓无效行政行为仍然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标准。一旦发生争议，行政相对人能否单方面的以自己的判断来判定行政行为的无效？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行政相对人一般不可以这么做，而需要将争议提交有权的主体进行裁断。也就是说，即是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但在通常情况下，行政相对人想要实际上行使抵抗权仍然是十分困难的。由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理对行政行为效力的推定，以及判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可操作标准的缺位，仅仅依据无效理论，行政相对人实际上不可能真正行使抵抗权。使抵抗权的行使陷入困境。

      造成行政行为过程中抵抗权困境的原因，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是否无效很难作出判断。尽管在理论上有一些判断无效行为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具备的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 

      第二，即是法律规定一些可以提供给行政相对人据以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也完全存在行政相对人无法正确认识和适用这些标准的问题。例如，如果行政主体认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定是错误的，行政相对人仍然需要诉诸其他的救济途径。 

      第三，即使是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一些业已存在的明确标准正确判定行政行为的无效，而且假设其判定是无争议的，行政相对人实际上要行使抵抗权完全可能遭遇行政行为公定力和强制力的制约。因为行政主体拥有强制力，可以在行政相对人不服从或者抵抗时对其实施强制措施，即使行政相对人对于此种强制行为表示不服，实际上也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抵抗，只能诉诸于公力救济。 

      第四，如果行政相对人享有抵抗权，则依据权利责任平衡法人法理，行政相对人对此种权利的行使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责任太重，则行政相对人将不敢行使抵抗权；如果责任太轻，又可能会导致抵抗权的滥用。因此很难确定一个与抵抗权行使相适应的责任。 

      第五，从程序角度看，如果行政相对人享有抵抗权，可以单方面判定对其权利义务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无效，并进而实施抵抗。这无疑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可以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至此，可以发现，虽然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以及对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要求都为行政相对人对无效行为的抵抗权提供了正当化的支持，但是这种依据无效理论而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抵抗权，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却可能深深的陷入困境。相对人对无效行为抵抗权的困境，从根本意义上讲，来自于行政行为公定力与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想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使应当享有的抵抗权变成可以实际操作适用的抵抗权，不能仅仅依据理论和逻辑上的推导，而更需要在实体法中更多的规定和制度化的努力。

【作者简介】

冯远，单位为扬州市江都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梅勇华，单位为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原发布时间：2016/11/14 14:27:48

稿件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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