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困境，其实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当学校要求学生们维护宿舍的清洁卫生时，学生们便遭遇了提供小范围内共享的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城市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的严重拥堵，号召市民少使用私家车、多使用公交车时，城市居民便遭遇了提供城市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当国际性组织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便遭遇了提供全球性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因此，如何在群体合作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合作的顺利实施，保障目标的顺利完成和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奥尔森在其著名的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与探讨的重心。

      奥尔森不仅用其集体行动理论发现了日常生活中大型组织集体行动的困难，还用搭便车理论解释了一次性的利益博弈问题。此外，我们也还可以借助其理论，将经济概念转换成政治概念加以应用，为研究政治行为提供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我国社会集体行动是如何促成的提供理论的依据和启示。

      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中存在着与此相关的“集团”。而形成这些集团的因素较为复杂，下面主要从利益、国民素质以及政府倡导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简要分析。

      第一，利益驱动的影响。我国出现众多的潜在利益集团主要是出于利益原因，利益未能得到维护或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人们通过集体行动的途径进行维权。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中，群体利益的独立性往往产生矛盾，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更会导致矛盾的激化，社会资源占有不平等，例如有67.2%以上的金融资产实际被掌握在20%富裕者的手中。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与社会不平等感加剧，这种情况下，个体几乎没有话语权，无力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只能诉诸于集团的力量，通过集体聚集诉求实现其群体的利益主张。就如2014年8月下旬，广州大学城内的200多名环卫工人进行集体罢工的维权行动，就是因其管理公司的变更导致环卫工面临“被不续约”和“被调离工作地点”的原因而团结起来，为自己为环卫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维权，并在众多大学生以及公益律师的帮助下，最终博弈成功，维权胜利。

      第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你仅仅维持温饱问题时，不会有精力关注更高的精神文明建设与追求，而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开始有所进步。例如人们渐渐对影响人类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关注，对全球大气环境、水土流失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重视，因此在社会中存在大量的类似民间组织；这还体现在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出现很多公益组织，很多明星的示范效应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比如李连杰发起的的“壹基金”、李亚鹏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以及“微帮助”等等；还有，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觉醒，保护包括消费者、农民工、工人等社会团体的大量出现。

      第三，政府的积极倡导。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我国也在力求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使公民社会不断发育完善，节约行政管理成本。“大社会”的建设要求社会组织自发的进行社会事物的管理，必然要求大量的社会组织的建立。例如，温州市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由全市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构成，主要有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温州市酒类行业协会，主要的工作是开展培训与就业指导、社会组织政策咨询与宣传、社会组织评估与讲座等各类活动，这些组织的出现解决了大量政府不能解决的难题，节约了社会成本。

      第四，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网络体系的逐步建立。其实，集体行动困境的发生，究其根本原因便是人们之间的不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便是人们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言，因为担心别人未必同自己一样具有公共意识，自己索性放弃公德利他思想，便产生搭便车的现象，集体行动困境发生。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以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的网络，这是集体行动发生的群体心理因素，是集体行动达成的保证。通过社会资本的建设，我认为可以再一定程度上解决奥尔森提出大集团的集体行动难以发生的困境。这也是促成我国社会集体行动的重要和关键要素之一。

稿件来源：人民论坛网     作者： 邝光裕 

原发布时间：2015年2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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