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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不再是“大案要犯”的专利。随着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认定更严、标准更细、边界更明，一张更紧密的法律之网正快速织就。对于企业从业人员、大学生、自由职业者而言，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犯罪链条”中的一环。
飒姐团队今天和大家唠一唠，从《意见》的结构与核心内容出发，梳理其出台背景、出台后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告诉大家该如何提高警惕，避免“误踩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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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结构与主要内容
2025年7月28日，最高法、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发布《意见》，共分五部分十六条，围绕帮信罪的司法适用、刑事政策、认定标准、共犯划分及综合治理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其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五个重点：
（一）明确“明知”的认定规则，杜绝“客观归罪”
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明知”的争议，《意见》第5条细化了认定标准，要求结合行为时间、方式、次数、工具、是否逃避监管、非法获利等客观因素，综合判断主观认知。同时列举三类推定“明知”的典型行为，这三类推定“明知”的行为，可被视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明知的情形”，如：使用非法群控、伪装拨号、自动切换IP系统；被平台封禁后仍继续提供服务；预设应对调查的“话术口径”。
（二）精准划定“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
《意见》第6条整合并提升了“两卡”类行为的定罪标准，例如：出租本人银行账户三个以上，且流水超30万元；出租非本人银行账户，流水亦超30万元；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无论是否为本人）；这一调整将大量“零散型”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追责范围，体现出严打意图。
（三）严格区分帮信罪与掩隐罪、诈骗罪等共犯关系
第7、8条对常见“混合行为”类型予以区分：如既为诈骗行为提供技术工具，又参与分赃，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如仅处理赃款，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具体需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并判断是否存在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
（四）坚持宽严相济，突出打击重点群体
《意见》第9至11条指明打击对象应聚焦职业化、组织化、跨境化及“技术中介”等高危环节，呼应前文制定背景部分所说“帮信犯罪职业化、跨境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呈现低龄化”等趋势。同时明确对未成年人、学生、末端小角色可从宽处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方针。
（五）强调“系统治理”与“行刑衔接”
最后部分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机制，推动建立包括职业禁止、禁止令、司法建议、宣传教育在内的全链条打击体系，坚持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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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发布目的：统一规则、强化治理
根据文件发布会及正文部分，结合电诈案件高发背景，《意见》出台的主要动因可归结为四点：
（一）应对帮信案“件高发常态化”的现实
自2020年以来，帮信罪年立案数量持续上升，仅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已超10万件，虽然2024年起略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尤其是“两卡”类案件，占比高达80%，严重扰乱金融和通信秩序。
（二）破解法律适用不一、裁判标准不统一难题
《帮信解释》《电诈意见（二）》等规范性文件虽具指导意义，但内容分散、效力层级不一，导致地方实践尺度不一，“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统一司法认定标准，亟需一份高效、集中的权威文件，《意见》应运而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三）针对“职业化”“跨境化”犯罪趋势升级
以“卡头—卡商—卡农”为代表的组织结构愈加清晰，行为技术不断升级，甚至涌现“程序员帮诈骗团伙搭建App”“网安工程师远程洗钱”等高智犯罪，超出现有执法系统预判能力，集中打击职业开卡人、职业养卡人等不法群体。
（四）回应公众呼声，增强社会法治信心
不少电诈受害者“人财两空”，但“帮凶”屡屡轻判，引发舆情关注。《意见》强调对主犯、技术提供者、再犯者“从严惩处”，正是司法对民意的回应，加强对公民财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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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发布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刑事打击面扩大，定罪标准更细
“明知”可以通过行为反推，不再依赖口供。“情节严重”可由卡数、流水自动触发。意味着更多灰色地带行为将落入刑法调控范围，入罪门槛被动降低。
（二）平台与企业责任升级
电商平台、通信企业、支付机构若未及时封禁、警示、排查异常账户，可能面临“监管不力”风险，成为司法建议重点监督对象。此外，员工若利用职务便利为灰产提供帮助（如“内鬼”解封账号、泄露实名资料），平台或将承担单位刑事责任。
（三）辩护空间收窄，法律服务需升级
随着证据要求更细、行为链条更复杂，传统“是否明知”式的简单辩护逐渐失效。律师需具备一定的网络行为学、电子证据审查及跨境数据识别能力。对于在校学生、兼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应重点围绕“是否构成共同犯罪”“是否可从宽处理”“是否适用不起诉”展开策略设计。
（四）灰产空间被极大压缩
“跑分平台”“技术支持”“App搭建”“语音网关”“短信接码平台”这类曾经游走于监管边缘的灰色产业，随着法律工具明确化，将面临全面封堵。这将带来一定短期市场冲击，也促使合法平台与技术服务商加快合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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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如何避免触犯“帮信罪”？
《意见》的出台对广大公众发出了明确法律警示。以下五类行为，普通人尤应警惕，避免触碰红线：
（一）出租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户
无论对方是否亲友，只要有偿提供金融账户，一旦账户资金流转涉诈、涉赌，将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以“我不知道对方干嘛”为由免责将变得极为困难。
（二）接“兼职转账”“跑分”“刷单提成”等轻信性工作
诱导你收款再转账、扫码再提现、登录App进行“资金穿行”的工作基本都是洗钱一环，极易构成犯罪链条中的“金融中转站”。
（三）出售/代注册/共享手机号、微信号、QQ号、网盘账号等实名制工具
2025年起，这类“批量工具账户”将被推定为“关键帮助行为”，即使你“不知道对方是诈骗犯”，也可被认定“明知”。
（四）为“网站搭建”“通信服务”“远程运维”等提供“技术助攻”
如你为陌生客户定制搭建赌博平台、诈骗App、虚拟语音平台等，即使是技术服务，也可能因“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被认定为帮信罪。
（五）不听劝阻、重复违法、虚构“洗白证据”
如被平台封号后再开新号继续出售，或刻意准备“逃避调查说辞”“假聊天记录”来应对执法，也可能被认定为“主观明知+规避监管”，入罪几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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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在信息社会中，“帮人做事”可能成为“替人坐牢”的开端。帮信罪的本质，是打击为网络犯罪提供“基础设施”的人，无论你是卖账户、跑资金、搭平台、做工具，只要与犯罪发生协同、促成效应，法律必将问责。《意见》为司法提供了统一规则，为执法提供了可操作标准，也为公众敲响了清晰警钟。
